法、理與情

身為第一線服務案主的社工員，常常得要在『理』與『情』這天秤的兩端間尋找平衡點。

年前，當同一辦公室的同事正在好整以暇地享受休長假前的平靜時，我卻被幾個突如其來的trouble case搞的人仰馬翻。其中，有個獨居的伯伯由於低收入戶補助被註銷，生活經濟來源頓失，希望透過我來跟他的兒女聯繫，向兒女們爭取每月的生活費。

原來伯伯於曾有過兩段婚姻，第一段婚姻育有一男一女，離婚後又再有一段婚姻，第二段婚姻則未育有子女。伯伯一直以來便領有社會局每月約一萬五千多元的生活扶助費，卻在去年年底時，被終止補助。伯伯去向社會局詢問才知道，原來政府查出兒女的收入及資產狀況超出低收入戶補助的標準，致使補助因此被註銷。（註：請見臺北市政府低收入戶生活補助辦法）由於在民法上認定子女有扶養父母之義務，即使伯伯在數十年前與第一任妻子離婚，子女由前妻扶養成人，此時子女仍舊要負擔這位從『法』認定父親。

在幾次跟伯伯的會談中，蒐集到了來自伯伯這方面所提供的家庭故事：伯伯過去叱吒商場，為扶養家庭長年奔波在外，女兒邁入青春期時，個性叛逆在外結交惡友，伯伯動手管教了女兒，女兒憤而離家，最後伯伯接受女兒的條件，伯伯離開家庭，換得女兒迷途知返。

只要是當社工的，都有個基本的概念與敏感度：第一，故事不能只聽單方說法；第二，每個家庭故事發展，一定有脈絡可循，現在的受害者也有可能是過去的加害者。在跟主任討論過後，主任提醒了我在跟伯伯前妻、子女聯絡時，需要注意自己的態度與立場，主任同時也給了我心理建設，我很有可能需要處理來自家屬的反彈情緒。

果不其然，雖然第一次和伯伯的前妻聯絡感覺上頗為順利，前妻表示有意願協助伯伯處理目前的困境，但是主要來是得跟兒女商討，要我等候兒女主動與我聯繫。（我還暗自竊喜，看來trouble case 一點也不trouble），但後來我數度聯絡，要進一步瞭解前妻和子女商討的結果時，好幾次都聯絡不上對方。最後不得以拜託當地里長幫我到家裡看看是否有人在家，原來家裡一直有人在，只是刻意將電話線拔掉，不願受到來自伯伯這方面的干擾。多虧里長居中協調，伯伯的女兒後來才願意跟我談話。

電話中，我感受到，來自於伯伯女兒強烈的敵意與恨意，我這才終於拿到來自這個家庭故事的另一塊拼圖。女兒口中道出的故事與伯伯所描述的，劇情大綱雷同，但是卻攙有更多的血淚與不堪。這些過往的痛苦經歷，讓他們無法接受伯伯所提出想要和他們見面的要求，女兒甚至表明不願意負擔扶養義務，若伯伯要提出遺棄控告，則屆時法庭上相見，只希望能有一個機會讓他們傾訴過去遭受的虐待與壓迫。

事後，跟主任分享這個個案處理的經過，我們都對於向這樣的案例深感無奈，過去曾是施暴者，對家庭無貢獻的人，在法律面前卻是受到保護的那個。因我身為老人中心的社工員，並沒有公權力在身，在兩造之間，扮演的是疏通彼此間溝通管道的角色，讓事情能夠在彼此滿意的狀況下，圓融獲得解決。可惜，過往傷害所造成的陰影太大、鴻溝太深，以致溝通無法達成。